《地久天长》:活着就是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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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我跟丽云现在，都是为了对方活着。”

“有一天，我真的死了。是死在这里那？还是死回老家？”

“真可笑，我们居然还怕死。”

重看《地久天长》，我感受到一种过时的忍耐。这三句台词，我在祖辈嘴里都听过。余华说二十世纪人和命运的关系是值得书写的，“活着”是中文词汇里最有力量的存在之一，这力量不来源于喊叫，也不来源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一切。

忍受一词年事已高，很难将它与后现代男女放在一起。为何要忍受？如今，它比死亡更难以确认。所以，偶像剧打败“平原”。后者太过老派，太慢了，太无聊了，把一切搞那么惨有什么意义？他们要善有善报，要皆大欢喜，要正邪从不两立。唯独不要悲剧意识。

坦白讲，悲剧意识又很难真正摆脱，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事件。被误会的是，悲剧意识并非一定是悲观主义，前者之意识意为求解，是主动。

是提出如果人生更严峻的问题—“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是普遍现象，人该怎么办？

《地久天长》好看在这里，它提供了一种“老派”的答案。

人不能穿越时空，苦难却可以。

老一辈的悲剧意识不来自于追寻先验的知识，而恰恰是来源于经验。它从整个二十世纪的烂泥里钻出，对着现实意义的各个角落里喷涌，它是对宿命的确认，是对命运的臣服。

他们意识到了人类以及万物都在同一未知力量下的支配下在苦海里受苦，挣扎，才会因同情怜悯而产生一种自觉的道德情怀。

人总是努力加强道德训诫的权威性，忽略道德产生于个体之间对苦难的同情。没有同情这个基础，道德不是走向虚伪，就是一句空话。把道德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强者撕毁契约只是早晚的事，把道德建立在“国仇家恨”的基础上，就只能产生以专制为后盾的纪律。

即使关于新时代青年。

“古典派”对后现代主义最大的批判，是来自于信仰瓦解后带来的个体过渡疯狂。因为通常情况下当人一有信仰，有希望，迷信某种人生教条和承诺时，命运感就消失了。

而新青年回过头来却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信仰的恰恰是命运。

西川谈到今天的文化是媒体文化，媒体只追踪事件，一个事件紧接着一个事件，它不探讨历史逻辑，所以才成就了青少年文化。

了解一场案件，除了谁生谁死，谁对谁错，还有谁为什么活，谁哪里做错了，是“一个为何至此的原因”。前者是热点，而处理后者的工作，是一份历史工作，工作内容恐怕穷经皓首。

不得不说历史逻辑的断裂带来的也是对宿命的确认，但它已不再是忍耐式的确认，而是无所谓式的确认。它也是对某种同情的割裂，瓦解了附近。

拥有笃定命运失效的自信是少有的，但命运也不该被理解的轻易。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继而不思不想、不动不挪、不吃不喝，那么，他只能走向死亡而没有任何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能让他生存下来或者让他复活。只有既有生存发展意志而又没有达到目的的绝对可靠能力的人在为生存发展的可能而奋斗的过程中才创造了机遇、命运，才使机遇、命运这个概念具有意义。

将悲剧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命运并得出人无知无能的结论，没有理解“命运”的真正含义，也没有理解“悲剧”的真正含义。

无论如何，在每天上演的悲剧里，我们心里总归还有波澜。

这种对悲剧的亲近来自于平等意识。我们发现人没有达到生存发展目的的绝对可靠能力，谁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它也是自由意识。在没有上帝、他人可以依傍，又不愿放弃生存发展权利的情况下，只能冒险地、独立自主地承担生存发展的责任。

甚至是博爱意识。由于深知自由对人的重要而必然包含尊重他人自由权利的内容，生成克制、自律的道德力量。

然而即使谈及再多，是享受此刻重要？亦或是长久的忍耐可贵？是生个孩子，还是做个丁克？是拥抱男人还是拥抱女人？是往东还是往西，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到底该如何？

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下，你胆敢定义这一切沉重的答案吗？

西川谈及《荀子》中记载“墨子哭练丝，扬子哭歧途”，墨子看到白练，忽然就哭了，因为它可以染成黑色，染成红色，究竟该染成什么色，他不知道，就哭了。扬子哭歧途，就是扬子走到一个丁字路口，究竟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扬子不知道，就哭了。这是让他特别感动的两个哭，他当时忽然对战国的那些思想有了一种深深的认同感，究竟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那么有头脑的人，想了那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只剩下哭了。

活着真的就是一切吗？

不知道，个人的力量真的太匮乏，太有限了，具体而又摇晃的人生才更抑制狂妄，多看看周围的人。

若侥幸能不哭的话，就再看一遍《地久天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