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丛昕：朱说为何改名“范仲淹”？

李丛昕 古籍 2020-04-15 00:00

范仲淹二岁而孤，当其四岁时，母亲谢氏携其改适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氏，取名朱说（悦）。及长，询知家世，认祖归宗，复姓更名为范仲淹。但是，他究竟于何时复姓更名？又为何更名为“范仲淹”？文献记载或语焉不详，或说法不一，以致今天依然存在不小的争议。笔者拟就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关于复姓更名的时间

宋史本传称：范仲淹“举进士第，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本传说法大约源于富弼的《范文正公墓志铭》：“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按，其母谢氏赠吴国夫人）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富弼的说法，则源于范仲淹行状。南宋楼钥撰《范文正公年谱》，则沿用这一说法：“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

按说，范仲淹复姓更名的时间，据此即可定案。但在宋代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偏偏还有不同说法。比如欧阳修《范仲淹神道碑铭》，只说“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至于初名朱说、而后复姓更名，事涉隐私，一概不提。

较早为其立传的北宋史官张唐英说：范仲淹“幼孤，母适朱氏。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者是也”。他点出了朱说之名，却不提何时复姓更名。曾巩《范仲淹传》则说：“仲淹二岁丧父，而母改适长山朱氏，故从继父姓。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后丧母，服除，始复其姓，而改今名。”曾巩向以文章名世，且曾受范仲淹亲炙，既然他称范仲淹复姓更名的时间是在“丧母、服除”之后，自然影响深远，于是成为纷纭异说的肇端。南宋王偁撰《东都事略》，便沿袭了曾巩的说法：“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改适长山朱氏，故冒朱姓，名说母丧去官及终丧，乃归宗，易今名。”

这样一来，范仲淹何时认祖归宗、复姓更名，便出现了两说：一说是在生母谢氏在世时的天禧元年（1017），一说是在丧母乃至服除之后的天圣六年（1028）。两者孰是孰非，便成了一个各自持之有故而不易扯清的话题。

笔者认为，古今争论，似乎都忽略了如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范仲淹生母谢氏的身份。

据《范氏家乘》特别是苏州范氏总谱可知，范仲淹有两位母亲：嫡母陈氏，庶母谢氏，而范仲淹实为庶出。其父范墉死于徐州，其嫡母陈氏带着自己所生的仲温兄弟回了苏州老家。而范仲淹母子作为侧室庶子，在范家其实已无立足之地。所谓“贫而无依、更适他人”，不过是一种委婉的饰词，谢氏被迫改嫁的真实原因，还在于她的侧室身份。

二是谢氏改适朱氏之后的家庭地位。

据《长山朱氏家谱》，范仲淹养父朱文翰原配初氏，亦生有数子。另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仲淹“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看来他与朱氏兄弟的年龄似乎相差不大。如果初氏去世而谢氏为继娶之正室，那么，谢氏自应取代初氏而成为家庭主妇。但是，谢氏并没有住进朱家。据清初新城（今山东桓台，与长山相邻）王士祯（即渔洋山人）之《颜山杂记》，其时谢氏住在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清代《长山县志》载有邑人刘孔怀所著《范文正公流寓长山考》，更明确指出谢氏住在颜神镇之秋口。谢氏为什么住不进朱家？朱氏兄弟可以过一种“浪费不节”的奢侈生活，而“朱说”却要住进醴泉寺去“画粥断齑”。两相对比，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初氏夫人尚在，谢氏依然没有取得正室地位。

三是继父朱文翰去世的时间。

据常理，范仲淹之认祖归宗，只能是在其继父朱文翰去世之后。《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六载有范仲淹奏请朝廷回赠其继父朱文翰一官的奏章一道，内称朱为“故淄州长山县令”，这应该是朱文翰的最后一任官职。说明他是在任职长山期间或者此后不久去世。另据范仲淹《文集》及其《年谱》，皆无范仲淹入仕以后为其继父丁忧的记载，说明早在范仲淹入仕之前朱文翰已经去世。笔者曾经这样说过：朱文翰宠爱范仲淹母子，不等于朱氏全家都宠爱范仲淹母子；朱文翰在世时全家都宠爱范仲淹母子，不等于他去世之后还都继续宠爱范仲淹母子。恰恰相反，一旦朱文翰去世，作为侧室和异姓庶子的仲淹母子，很可能不久即陷入困境。因为仲淹毕竟是范家骨血，此时与朱家已无任何关系，故其境遇之尴尬和悲惨，势必远甚于在范家之时。现实之境遇，迫使他不得不力求尽快脱离。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年谱》转引《家录》的那段话：“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氏兄弟不乐，曰：‘吾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谢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这段话为我们提供的信息量很大：

其一，楼钥将它系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离开长山去南都（今河南商丘）求学之时。其时范仲淹已23岁，说明此事对他刺激很大，成为促使他“感愤”而离开的契机。

其二，“朱氏兄弟”可作两解：一是单就朱氏而言，既曰兄弟，说明不止一人，其生母应皆为初氏；二是就范仲淹而言，如果其中范仲淹有的称兄，有的称弟，那就可以证明谢氏到了朱家之后，初氏还在继续生育，由此可以断定谢氏仍为侧室无疑。

其三，朱氏兄弟之所以敢于当面抢白揭短，无非出于两种可能：一是其生母初氏尚在，他们有恃无恐；二是朱文翰已经去世，他们失去管束，才会如此出言不逊。在笔者看来，两种情形应该都有。

其四，由范仲淹之“感愤”，其母子此时处境之屈辱和艰难，可想而知。

其五，这位“告者”为何多事？他之所以将隐私道破，很可能是出于同情，对于范仲淹母子的境遇已经看不下去。  

其六，“期十年登第来迎亲”，这一立誓承诺，不可小看。当时朱文翰如果尚在，或者谢氏已经成为家庭主妇，范仲淹断断不会如此发誓。如果是那样，范仲淹发誓单单要把母亲接走，岂不是既拆散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又拆散了一对老夫老妻？由此恰可反证，一是谢氏并未成为朱家主妇，二是朱文翰已经去世。

四是认祖归宗与复姓更名的关系。

两者密切相关，顺序有先有后。就是说，范仲淹必须首先提出认祖归宗的意愿，并且征得苏州范氏家族的同意，而后才可复姓更名。范仲淹提出的时间，据楼钥《年谱》：“祥符八年，年二十七岁，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广德军司理，后迎侍母夫人。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至天禧元年，为亳州节度推官，始奏复范姓。”楼钥记述的这段曲折经历，与前揭“期十年登第来迎亲”相呼应，正可反映范仲淹认祖归宗的迫切心情。

五是范仲淹自己的表白。

其一是范仲淹的奏表。在中国，认祖归宗、复姓更名，是件大事。作为朝廷命官，还必须得到朝廷核准。《年谱》曾摘录范仲淹这道奏表：“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用事最为亲切。”对此，我们难免会引起好奇：奏表究竟说了些什么?其文集为何不加收录？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象：奏表既然专为请求朝廷批准他复姓更名之事，那么，他当初离开范家的原因、经过以及认祖归宗的理由，就必须向朝廷报告清楚。这就必然要涉及范仲淹身世方面的那些隐私。请想一想，这些隐私，除了不得不向朝廷如实报告之外，他会以此“苦出身”作为向世人炫耀的资本吗？所以说，不论其奏表写得多么工巧典雅，哀感动人，范仲淹也决不会将它收入文集。这里所应留意者，还有“偶效”、“遂称”两个词语。作为文言虚词的“偶”“遂”，都含有“为时不久”之义，也可说明范仲淹入仕不久即向朝廷提出了报告。据此也可推定，范仲淹认祖归宗的时间，不大可能拖延到十多年以后。

其二是范仲淹写给范仲仪的信。据其《尺牍》卷下《与仲仪待制》第三帖云：“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因思高、曾本北人，子孙幸预缙绅，宜构堂，乃改卜于洛。”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坦陈了他当初考虑如何安葬母亲的心路历程。就是说，昔年持服期间，他不是不想把母亲安葬于苏州范氏祖茔。只是由于那里“风俗太薄”，才不得不改葬洛阳。对此，我们必须考虑办事的顺序：按照常情常理，范仲淹必须是认祖归宗之后，才有可能提出安葬母亲的要求，而绝不可能是相反。由此也可断定，范仲淹必然是在其生母在世之时、在他担任亳州节度推官之时，即已认祖归宗。

“朱说”为何更名为“范仲淹”

不少现代学者认为，“朱说”之更名为“范仲淹”、字“希文”，与他推崇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有关。笔者对此颇不以为然。一是因为我们从范氏文集中找不到他特别推崇王通的文字，二是在其同代人中，也无人言及“范仲淹”崇拜“王仲淹”。

那么，当年的“朱说”究竟为什么更名“范仲淹”？其实很简单：既然回归范家，就要改姓为“范”，没有选择馀地；“仲”字是范家既定的辈分排行，他也别无选择；可供他选择的只有第三个字，馀地也很有限。因为宋人取名有一习惯：亲兄弟小排行常从汉字同一部首中选取。既然范家兄长仲温等取名从“氵”，那么他也只能从“氵”。“氵”部可选字甚多，让他最为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个“淹”。为什么？笔者猜想，因为这个字不仅内涵丰富，义兼褒贬，而且最能切合“朱说”的实际。一方面，淹迟、淹泊、淹没、淹留、淹滞、淹塞、淹蹇等等，最能反映他的坎坷不幸；另一方面，淹贯、淹通、淹识、淹博、淹该、淹雅、淹穆、淹华等等，最能代表他的志向追求。一字之选，涵义双关，兼顾褒贬，既可反映他的过去，又可代表他的将来，既可反映他的不幸，又可代表他的企盼，真可谓匠心独运，妙不可言。笔者并不否认，这里有可能受到了王通字仲淹的启发，但主要还应归结于他的睿智、博学和巧思。

转发来源：古籍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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