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山境内的古灵璧

笔者在解读《水经注》时发现，影响古相城历史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交通水运。而导致古相城进入最辉煌时期的黄金水道，是古睢水和白沟水（今，闸河）；其次，才是隋唐大运河。有关古睢水，郦道元在《水经注。睢水篇》相城段中，加注了大量史料，今天，笔者来试析一下“古灵璧”。

一、文献中有关古灵璧的记载

唐代中晚期成书的《元和郡县志。河南道五》宿州、“符离”县条：“故相城，在縣西北九十裏。蓋相土舊都也。灵璧故城，在县东北九十里。汉二年，汉王入彭城，项羽以精兵三万，晨击汉军于灵璧东睢水上，大破之，睢水为之不流。”

明（嘉靖）《宿州志。山川》灵璧县条“小河：在县北七十里。即睢水也。经县东流至清河（应为“清口”在江苏睢宁笔者注），合泗水入淮。《汉书》项羽追击汉军，大战灵璧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即此地也。”

但2007年，在对“嘉靖版”《宿州志》整理再版时，点校者在此条后加注13曰：“《汉书》孟康注云‘故小县，在彭城南。’郦道元《水经注》云，睢水自相县南‘又东迳彭城郡之灵璧，东南流，《汉志》项羽败汉王于灵璧东，即此处也……（睢水）又东南迳竹县故城南……’据此，秦时，灵璧小县当在今符离镇西北。楚汉两军大战之处，当在符离镇高皇山西之睢河沿岸。”

清（光绪）《宿州志卷三》睢水条：“至相县故城南，左合白渎水。又东径灵璧故城。此秦故县，在州西北，非今灵璧县。又东南径竹县故城。又东合滭湖水。又东径符离故城北。”

清末成书的《水经注疏》曰：灵璧，故小县，在彭城南。《括地志》：在“符离”县西北九十里。《元和志》在“符离”县东北九十里，东为西误。在今宿州西北九十里。东南流。

而南北朝时期成书的、郦道元的《水经注。睢水篇》则曰“睢水又左合白沟水，水上承梧桐陂，陂侧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迳相城东，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则北流入于陂，陂溢则西北注于猚。出入回环，更相通注，故《经》有入猚之文。睢水又东迳彭城郡之灵壁东，东南流。《汉书》项羽败汉王于灵壁东，即此处也。又云：东逼谷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国相界。未详。睢水迳谷熟，两分睢水而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为兼称，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睢水也。又云：汉军之败也，睢水为之不流。睢水又东南，迳竹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笃亭也。李奇曰：今竹邑县也。”

综上所述：1、古灵璧与今灵璧县毫无干系。《元和郡县志》（唐中晚）认为：睢水边的“灵璧”是一个故城，在符离县城东北九十里。《水经注疏》据《括地志》（唐初成书）认为：东为西误，应该在今宿州西北九十里。笔者赞同“东为西误”的观点，因为宿州东北九十里，是今埇桥区夹沟到栏杆镇一带，它们与由河南永城西来的睢水，之间隔着“闸河盆地”东、西两道山脉，无隙可逾，自古睢水还未见有绕经山东侧的记载；因泰山余脉阻断，即使睢水绕到山东北，也必先经符离县城，而成为“古符离”下游；这又与《水经注》、《水经注疏》中，古灵璧在古符离上游的表述不相符。

故，古睢水流经“闸河盆地”，古灵璧便不可能位于“（宿）州之东北”。而《元和郡县志》之所以出现东、西之误，笔者认为：与该书上文的记载“故相城，在縣西北九十里。”是有关联的。《元和郡县志》的作者，肯定没有实地考察过闸河盆地一带的地形、地势，加之，古代地图对山脉的绘制不是按等高线写实，而是以简单的山形写意；因而，该作者仅从文献中的地图上，无法确知连绵的泰山余脉，会一直逶迤至符离城，竟未给睢水留下东趋的其它通道，必须沿山迂回、先经古符离，才可能折而东北行，转往山后。另外，如果把“故相城”、灵璧故城都记为“在（符离）縣西北九十里”，那岂不成一处了吗？他又找不到相城即古灵璧的依据，因此，他只能把“西北”，想当然为“东北”了。

2、其实，秦时的梧县（今，杜集区梧桐村），也在符离西北约略九十里，古梧县在西汉地节元年（前69），汉宣帝除楚国，置彭城郡时，一度归隶彭城郡。三国、两晋时，仍隶彭城郡（国），东晋“淝水之战”前后，县废。但笔者也未见梧县有“灵璧”的别称。

3、嘉靖《宿州志》中，与今人持有两种不同观点：原作认为“在今灵璧县北，睢水边。”而2007年的点校者，据《汉书》和《水经注》，更正为“在符离镇高皇山西之睢河沿岸。”原作观点显然有些牵强，也从未引起史家的重视。

4、点校者认为“当在符离镇高皇山西之睢河沿岸。”而点校者的观点，又有两点不能自圆：一是高皇山西之睢河沿岸，距符离镇西北仅七里，即使是唐晚期，“符离”县治移至“埇桥”，高皇山也仅“距城二十五里”；和唐代成书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县西北九十里”差距太大。二是，按《水经注》中 “睢水又左合白沟水，水上承梧桐陂，……睢水又东迳彭城郡之灵壁东，东南流。……睢水又东南迳竹县故城南。” 从记载的先后顺序可知：古灵璧，位于睢水左合白沟水之后，即此分水处的下游，及“竹县”故城南的上游。而《宿州志》点校者所注、高皇山西的位置，却是在“竹县”故城南的下游，也显属不当。三是，点校者的观点，可能立足于“竹县即符离”的认识，但两汉时，沛郡、沛国的辖县中，都既有竹县，又有符离县，即使到了南北朝时的、北齐文宣帝（550年），改“竹邑”为“睢州”治时，仍有“领县二：竹邑、符离”的记载。可见，二县始终同列史志，不可能是同一座故城。

光绪版《宿州志》记载：“汉置竹县在古竹地，……今在许家坡古竹山，后讹为孤处山。”即今淮北市、烈山区、

古饶镇、赵集村东的孤山村境内。近年来，在此处的考古调查发现：竹邑县城遗址在赵集以东，约2000米处，东接幸福湖，南连诸阳山，北靠古竹山（孤山），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800米。出土文物大多为汉、晋遗物，特别是大量的陶片，大多颈长、沿高、布纹里、绳纹面，都是典型的汉瓦。据以上综合分析，明嘉靖《宿州志》中，关于古灵璧的两种推论，均不能成立。

5、清光绪《宿州志 古地考》“灵璧，古地名，与相城近，在符离西北九十里……宋元祐时复置于宿州之东者，乃今之灵璧县，非古地灵璧也。”“高皇山，上有汉高帝古庙，故名。”清光绪《宿州志》中明确了“与相城近”，并且已对“嘉靖版”之缪误，明确作了订正。

二、郦道元肯定了灵璧之战在相县

郦道元的《水经注。睢水篇》中，有关相城段的记载，对其“又左合白沟水”以上的解读，笔者已在《<水经>中古睢水相城走向考》一文中细析，本文只对“左合白沟水”以下的记载试析之。

第一句“睢水又东迳彭城郡之灵壁东，东南流。《汉书》项羽败汉王于灵壁东，即此处也。”笔者认为《注》文（《水经注》以下简称《注》文），此句与其它文献不同的表述有两点：一是“彭城郡之灵壁东”。郦道元明确了该灵璧，地属“彭城郡”；汉二年，楚汉战灵璧时，尚无“彭城郡”之说，彭城在秦时，是治相城的“泗水郡”之辖县。考《徐州府志。沿革表》，汉高帝6年（前201）封“刘交”，始置楚国，至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改为“彭城郡”，这是史上彭城郡最早的出处。因此，郦道元所指，该“灵璧属彭城郡”，当不是指汉二年（前205），而是出自作者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北魏宣武帝时，在徐州置有“彭城郡”，公元526年，与北魏孝明帝分治南北的梁武帝萧衍，将侨置在我市竹邑县的南济阴郡，改为睢州；郦道元为官时，北魏与梁，一直在黄淮之间拉锯，相、萧、符离一带，朝魏暮梁；郦道元身为北魏的忠臣、重臣，按北魏的行政区划，申明这一带都归属于“魏”的彭城郡，而不是“梁”的南济阴郡，表明自己的北魏立场，因此，我们不能因《注》文有：“灵璧”地属彭城郡，而在寻找时误入歧途。

二是《注》文中的地标“灵璧”，郦道元未明确为“故城”。盛唐时人，司马贞（著有《史记索隐》），在注释《史记。项羽本纪》此段文时，引三国魏人“孟康”著《汉书音义》中：“故小县，在彭城南 。”之说。孟康的《汉书音义》早已散佚，司马贞援引的原著，已无法核校，但孟康早于郦道元二百多年，且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亦曾多处援引孟康的《汉书音义》，而在此处，郦道元两次提到灵璧，竟都避而未提孟康的“故小县”，他是否以为此论欠妥？笔者所见文献中，再明确灵璧为故城的，就是唐初的《括地志》了，然后，被唐中晚期的《元和郡县志》、及再后的史料所沿袭。至于《括地志》中，重定灵璧为“故城”，有何出处？恐都源出于孟康。

《注》文第二句“又云：东逼谷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国相界。未详。睢水迳谷熟，两分睢水而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为兼称，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睢水也。”“谷泗”为水名、在沛国相界，系东汉末的经学家“服虔”，首先提出，但《注》文认为：未详（不明确）。因此，郦道元揣度：睢水上游，经过河南省的谷熟县，而分为睢水和蕲水，为了区别，可能，称“谷熟”以下的睢水，为“谷水”。至于东逼谷泗的“泗”为何解？《注》文中，又为何把《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谷泗水”、改为“谷泗”？《注》文，未作任何交代；只在后文肯定，“在沛国相界”。

《注》文第三句“又云：汉军之败也，睢水为之不流。”郦道元的两个“又云……”皆引的是《史记。项羽本纪》的原文；司马迁对古灵璧东的同一条河，前句称为：“谷泗”，后句称为：“睢水”为之不流？如此前“谷”后“睢”，不是司马迁的文风，郦道元似乎在这里，用对比、夸张，反证着对“服虔”的注解存疑。

从淮北市所在的“闸河盆地”地形图上，可以看出：“闸河盆地”是一个西、北、东三面环山，由于西部山脉短、而东部山脉长，形成了西南缺角的、簸箕形盆地。西部山脉南端是凤凰山，山南麓，是渠沟村、相城；“闸河盆地”的东部山脉，自北向南到达“双顶山”后，侧向西南，沿“张院”村、土型村，又分出一脉，至“大山头”下的烈山镇政府，为此支山脉南端；而盆地的东部山脉主体，仍沿“猫”山、塔山、老龙脊一线南下，至符离镇的“高皇山”为终端。

那么，由西北往东南流的睢水，经过西部山脉南端的渠沟再东流，与从梧桐陂，南流注睢的白沟水“左合”，其古代最早的汇合处，按地形常识，大致应在土型村至大山头一带。那么《水经注。睢水篇》本段的第四句“睢水又东南，迳竹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笃亭也。李奇曰：今竹邑县也。”在叙述内容上发生了转折，也就是，从文意上，《注》文，把发生楚汉之战的：“灵璧东、睢水边”的范围，圈定在竹县故城上游了。综上所述：郦道元根据楚汉彭城大战留下的历史信息，以及对睢水的走向，相、萧、彭城一带山脉、地势的分析，把灵璧之战的战场，确定在土型村以南、孤山村以北，今淮北市、烈山区的范围内无疑；但《注》文，却也困惑于“东逼谷泗”的地标所在，因为，《史记》中“谷泗水之战”，亦为“楚汉之战”的一个重要阶段，此阶段“杀汉卒十余万人”。

三、追溯《史记》中、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

史志中，对古灵璧的记载很多，但多为后人的注释延伸，而且众说纷纭、甚至断章取义。笔者认为，与其在纷繁杂乱的迷宫中，盲人摸象，不如直接地研究、考证一下史界公认、可信的典籍——同时代的西汉人，司马迁的原著《史记》、以及东汉人班固的原著《汉书》了？

这段史实，经典正史中，共有三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记曰：（汉二年）“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汉书。高帝纪 第一》记曰：“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

同是班固所著《汉书。项籍传》，又从记述项羽的角度，与“高帝纪”有不同的记载。其义和内容，除个别文字修饰外，与《史记。项羽本纪》皆同，应该是沿袭了司马迁的考释，不再赘述。

将《注》文与淮北市、徐州市的地形地貌，以及《史记》中的这三段记史的文字，结合起来分析可见：

1、班固《汉书。高帝纪 第一》以歌颂刘邦为主线，故对汉高帝败北的“楚汉之战”，记述较简，主要记述了“汉高帝”如何转危为安，可只作旁证文献。

2、重点考释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记载了此战役的时间、规模，此战的时间是“汉二年春（前205）”，刘邦统“汉军”及五诸侯兵，共56万，东伐楚。

“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汉王刘邦，率56万大军伐楚，此时，项羽正在北击齐国（胶东半岛）。项羽得知汉军56万伐楚的消息后，命令楚大军，继续击齐国，自率三万精兵回救。由齐国、南奔鲁地（山东曲阜），出胡陵（故城，在今山东滕州西南）。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时彭城为项羽的西楚之都，项羽精兵尚未到，彭城已破，楚宫的美女、财宝，尽被汉军及五诸侯瓜分。记载中可见，汉军入城后，纪律松驰，掠抢酗酒，军不成伍、一盘散沙。

“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毕竟是3万对56万，近20倍的兵力悬殊；项羽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从彭城正北方的胡陵，绕道到彭城西南，再由西往东、从萧县方向，攻彭城最不备的西门。

对占据彭城的汉军来讲，东、南方向，属于西楚的腹地，

北方，是楚军伐齐的主力所在（项羽军回救彭城的来袭方向），因此，对东、南、北三方，要加强戒备；而西方，是汉军的后方、最安全的老巢，因而布防较为松懈。且彭城中的汉军，自恃兵多、散漫不羁，是夜，睡梦中被项羽骑兵，从西门破城抄营。汉军兵不及甲、马不及鞍，帅不统卒、兵不见将，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此见项羽用兵，选准了突破口、选对了时机。

3、“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此段进入了寻找古灵璧的关键。

“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说的是彭城破、汉军损兵十几万；汉军溃，那么溃走何方呢？上段中已分析：在汉军看来，东、北二方皆为楚地、形同虎口，西方有来袭破城之军，唯有出南门、再折西南，伺机转西北、才能回撤中原老巢，乃为唯一出路。从彭城四周的地形看，南北皆山、崎岖复杂，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东西皆平原、平坦开阔，可漫野而撤；项羽不愧是军事天才，料定“汉军”不会选东、北两个方向，故绕道西门击之，迫“汉军”出南门，仓惶奔入“闸河盆地”、东部山脉的山谷、叠嶂之中，以便他用精兵铁骑，慢慢地掩杀之。

那么，《史记。项羽本纪》之外，《汉书。项藉传》是这样记载的：“迫之谷、泗水。汉军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辟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不流。”《史记》与《汉书》中，一个是“相随入”，一个是“迫之”，但都为“谷、泗水”。《经》文曰“东逼谷泗”，《汉书。高帝纪 第一》中，无“谷泗水战、南走山”的记述。既然前三部文献都有记载，应该属实，“高帝纪”中无记载，应为非记述主题，而略去此段。

那么如何理解“谷、泗水”呢？后来的文献注释，多从“水名”入手，故至今诸多注释、考据、集解、索隐，均不能自圆其说，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而郦道元的《注》文，索性将“谷泗水”略去“水”字，成为“谷泗”，且新添“东逼”二字；泗水在东，但东为西楚腹地，汉军已是惊弓之鸟，怎敢向东败走西楚腹地？何能东逼？！

我想，既然山穷水尽，咱们不妨换个思维方式，将“水名”换为“地名”试试？“谷”，彭城之西南，萧地的“纱帽山”两侧，均被重山连峦、围成纵深约20公里的“南北”向山谷，山谷两侧嶺嵬林茂，内有“倒流河”；河，北流出谷后，西通“梧桐陂”；《水经注。猚水篇》有记载，可资佐证。此山谷，北低而南高，故形成“倒流水”，也有文献称其为“谷水”，然亦是取地貌特征谓之。

若入其谷，又后有追兵，则必须经今“白土镇”、庄里乡，再“南走山”，到华家湖、蔡里集（属秦时泗水郡地面，用郡名，称首县地名为泗水，亦是古之惯例）。笔者认为《史记》、《汉书》中的“谷、泗水”，当作“白土----庄里山谷、泗水郡治相县”之地名解，可译为“相随入山谷、翻越垭口，至泗水郡治——相县”。地图中可见，也只有翻越谷底的南山垭口，这条“相随入谷、泗水，皆南走山”的路，才能到达相城与“竹县”故城南之间的，古睢水边。否则，就难以到达睢水边。现今，连接徐州、淮北、宿州的“京台”高速公路，走的就是徐州、纱帽山、白土、庄里、“龙草峪”与大黄山垭口，至蔡里的直线。这条路也是汉军出徐州南门，且可绕开萧县来袭楚军，再西遁咸阳的唯一近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两次经萧县永堌镇，驱车入此“鬼谷”探路，当年，因南山垭口唯有崎岖山路步道，故，车行至“野山孜村”，仰望垭口的蛇形小路，叹息折返，汉代，应该谷中尽是羊肠小道。汉军二、三十万人入谷、夺路奔命，后有铁骑践踏，除非横尸塞谷、阻断楚军，否则，仅互相踩踏，即会令汉军大部覆没。这是西楚霸王，熟知徐、萧、相一带地形，而在他自己的根据地，精心为56万汉军谋划的不归路。否则3万精兵，如何能敌56万大军？！

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原著《史记》、《汉书》，都表述为“谷、泗水”。汉二年（前205）春，相城地属西楚，西楚的区划设置，史籍已无考。时，“秦亡”仅数月，汉军忙于定“三秦”，楚军忙于北伐齐鲁，都在开疆拓土、抢地盘，很可能尚未来得及更名，仍延用“秦制”，称“泗水”。两年后的汉四年（前203），刘邦方据淮北地，因郡下辖有刘邦的龙誕之地“沛县”，故改“泗水郡”为“沛郡”，仍治相县。而“相县”始有“大沛”之称，以别于当时沛县的“小沛”，这也印证了楚汉时，“泗水”也可作郡治“相县”别称的历史惯例。如“相县”即“大沛”一样，秦时，“相县”作为泗水郡的首县，也可称为“泗水”或曰“泗”。

再有一种思路是，古代的文字都是无标点符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人“点校”过的理解。笔者重新标点，看看又可有何新解？“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如之点校，则可译为“汉军溃走，相随入山谷。至相县已杀汉兵十余万人，汉兵皆向南山败走，楚军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古文无标点，断句无定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在无解，也可尝试跳出点校者的窠臼。

四、“古灵璧”之我见

至于“灵璧”的具体位置，按“灵璧东睢水上”的记载之前后关系，古灵璧，应在土型村以南、孤山村以北、睢水以西，这一更小的范围内；同时，还可以排除海拔稍高、睢

水不可能到达的蔡里、塔山一带残丘地。虽然楚汉大军相随入白土----庄里山谷、走南山、到了“泗水（相县）”的蔡里，但仓惶夺路、意欲“西奔”的汉军，仍要西南行，绕过“大山头”、相城，才能往西北方的永城、商丘方向西还。汉军西行，千万不能再误入“闸河盆地”的谷地，否则真正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那么，汉军就必须在烈山、宋町、古饶一线，渡过睢水，“灵璧”应该是汉军选定的渡睢水的地标。然则“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痛哉，可怜56万汉军，梦中城破，折之半数；南走谷、泗水，又折之十几万卒；最后，拼命逃出的“汉卒十余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

“楚汉彭城之战”，是一个声东击西、以少胜多、奇袭破城后，又在运动中歼灭溃军的典型战例。战役共三个阶段：一是彭城及其周边的奇袭“破城战”。二是白土----庄里山谷击溃战。三是灵璧东，睢水歼灭战。那时的项羽，不愧是一个穷追猛打、赶尽杀绝，不沽名钓誉的西楚霸王；可惜此晚节未保，否则历史将改写。

从原著《史记》、《汉书》中的三段原始记载，均只记“灵璧东”而未提“故城”，且这一带至今难觅 “灵璧故城”遗址来看，笔者认为：“故城”恐为子虚乌有、后人臆测；而“在州东北九十里”更是“故城”的演绎。“灵璧”，作为睢水西岸的一处地标，可能就是一座秀石奇岩；与宋代始置的“灵璧县”，风牛马不相及。故笔者认为：

1、马桥北的回龙寺（老毛洞）所在之山，颇有仙风灵气，如2200年前，古睢水走的，是今“姬沟河”的水道，（后被“黄泛”淤积、或洪涝取直，而睢水河道，后渐“西退”）的话，此山倒可作“灵璧”一解。

2、今濉河边，赵楼与况楼中间的“石山孜”，岩奇石秀，较符合光绪版《宿州志》“近相山”的记载，其山虽小巧，但从平原中突兀拔出，自然生成，如盆景奇石般，跌宕空灵、参差嵯峨、层叠如画，小中见大、堪称“灵璧”；其岩，踞睢水以西，笔者认为，亦可为“灵璧”地标一解。

3、至西汉的地理专著，桑钦的《水经》问世，世人被其误导，皆将“白沟水”误为“睢水”。因为，睢水在相县连通了白沟水（今“闸河”），又东北行，在萧县东，连通了猚（汴）水，而使这条黄河----汴水----白沟水----睢水----泗水的航道，绕过了徐州东、泗水上的“三洪”，之暗礁险滩，成为历史上最安全的、沟通黄淮的黄金航道。故西汉“桑钦”著《水经》始，便记白沟水为睢水下游，直到南北朝郦道元时，才在《水经注》中纠正。那么，以记史为己任的西汉人司马迁和东汉人班固，若以《水经》中的睢水走向，记述这一历史事件，则此作战行动，也可能出现这样的路线：楚汉大军相随入谷，山路中厮杀10余公里，然后“汉军”西从萧县的永堌镇山口，翻入“闸河盆地”，到达白沟水（今“闸河”）边，最后，强渡所谓之“睢水”（古之白沟水，今“闸河”）。这样的话，灵璧如果一定是“故城”，就很有可能是梧县故城了。一是，战国、秦汉时，它确有县城，只是没见它有“灵璧”别称的记载。二是，也大致距宿州西北九十里。三是，此大战137年后，梧县曾长期隶属彭城郡（国）。四是，它坐落在《水经》记载的“睢水”（白沟水）边。只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既然纠正了《水经》中睢水与白沟水的考辩错误，为什么在下面，还不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缪误呢？显然这不符合常理。也可能，灵璧的所谓“故城”，就是肇始于古人疑为梧县的缘故。但笔者也作为一种可能提出，期待方家，能有更圆满的答案。

古之楚汉大战“灵璧”东、睢水上，刊于数代文献，其记载，契合于相、萧的山川地貌，经考证详析，范围缩小至“烈山区”的中心地带，笔者提出三处疑似目标。因为淮北市的地方史志，已中断传承1400多年，其间，又多有牵强、误导性的记载干扰，“灵璧”也如一个没娘的孩子般，任人领养；这就给我们廓清真相，增添了难度。恢复一段历史的真实，需要正反多方的考辩，笔者以管窥寡闻、抛砖引玉，也期望同仁协力，在浩瀚的典籍中，发掘出有关“古灵璧”的、更多清晰的佐证。

作者简介

王红五：退休干部，淮北市博物馆名誉馆长。淮北市著名文史学者，大运河瓷器研究专家。出版有系列专著：《大运河瓷——兼考通济渠出土陶瓷及起止年代》、《大运河瓷——生成环境与辩识》（文物出版社）、《高古瓷的新门类运河瓷——辨识与鉴赏》（上海大学出版社）等。同时，对淮北境内的古睢水流域的、人文及“先商历史文化”，做过一些积极的探讨，出版有《古睢、涣水考古之谜》（中国文化出版社）等专著，发表过一系列的研究文章。